期刊名称： 山东警察学院学报 创办日期：1988年9月 主管部门： 山东省公安厅 主办单位： 山东警察学院 刊期： 双月刊 电话：0531-68622776 Email：xb2005@sdpc.edu.cn 国内统一刊号(CN)： 37-1432/D 国际标准刊号(ISSN)：1673-1565
社区矫正效果评价指标体系是社区矫正工作精细化的抓手,可分为四个模块,分别衡量矫正对象的遵纪守法能力、心理人格完整程度、社会适应能力以及道德素质水平。运用AHP层次分析法构建矫正效果评价指标体系,首先应建立层级结构模型,其次是成对比较矩阵计算各项指标的权重,然后对指标进行一致性检验并确定各项评价指标的分值。在分析各项指标的赋分与理由的基础上制定一套社区矫正效果评价指标体系权重分布表,并以百分制计算出社区矫正效果评价指标的分值。应定期开展社区矫正效果评价,评价结果可以作为及时调整社区服刑人员个性化矫正方案、实施动态的分级处遇和提出延长矫正期限建议的依据,也可以为解矫之后的安置帮教工作提供参考。为此,需要在《社区矫正法》第6章增加规定:"矫正对象不服从社区矫正监督管理,严重违法违规,但又不构成犯罪的,社区矫正机构可以提出延长其矫正期限的建议,并由法院裁决。"
根据有无独立意志,人工智能有高低之分;根据责任大小,高阶人工智能又存在强和超强之别。就高阶人工智能是否具有犯罪主体资格而言,目前存在肯定说与否定说的激烈争论。否定说从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出发,立足于实在法,缺乏深入的历史性考察和长远的前瞻性预见。如果跳出人类中心主义的固有思考模式,站在未来立法完善的角度,从刑法目的这一更宏观的视角观察,无论是"自由意志",还是"刑罚适用",都无法排除高阶人工智能担当犯罪主体的资格。就犯罪对象而言,不能承认刑法需要保护"人工智能的生活利益",即使从表象上看刑法保护了"人工智能的生活利益",那也是刑法保护"人的生活利益"的投射。
当前的软暴力概念紧密关联于黑恶势力犯罪,其实质是黑恶势力实施的将恶害向受害人通告的行为。囿于这种认识,对由一般主体实施的软暴力犯罪行为无法进行规制,这对于惩治实际广泛存在的软暴力犯罪行为是非常不利的。事实上,软暴力行为正愈益成为一种新型的类型化犯罪。因此,有必要在借鉴域外相关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将那些侵犯精神活动自由的软暴力犯罪行为类型化为胁迫罪和强制罪,进一步严密刑法体系,以实现对软暴力行为的有效治理。
为进一步明确盗窃毒品犯罪定罪量刑的法律适用问题,通过检索中国裁判文书网,分析我国自2013年以来关于盗窃毒品犯罪的相关判决,对盗窃毒品犯罪的犯罪构成、行为状态、法条竞合、罪数形态、量刑情节等问题进行分析,揭示盗窃毒品犯罪行为的刑法学性质,可以构建出法益保护、罪数确定的法律适用规范路径。对盗窃毒品行为的定罪量刑应着眼于维护刑法所保护的整体法益,从维护法的秩序价值出发,坚持整体观念,系统适用刑法条文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定罪标准的认定要注重对毒品这种违禁品的占有价值和社会秩序法益的保护;量刑既要注重盗窃毒品犯罪的客体、对象、情节,也要注重考量盗窃毒品后上下游承接犯罪的社会危害性。
证据学有认识与价值两个视角。认识证据中,经验事实具有多维性;判断证据价值,也具有多维性。关于中国证据法基础理论的争论引人注目,"从认识论走向价值论"便是其中之一。筛选证据材料,可否用价值取代认识呢?多维证据价值的选取,应聚焦案件事实。证据法认识事实和收集证据,应坚持中立性,而其价值选择则难免有倾向性。证据法律价值中,有实体价值和程序价值之别。证据收集和选择中,有价值错位情况。司法证明需要公正性。证据价值的选择与认定中,都有认识倾向性。证据法中,认识案件事实应先保障价值判断。证据价值的判断应统一于认识论。我国证据法应采用辩证唯物论统一价值论。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相关科学技术应用于刑事诉讼过程中必然会催生出不同种类的证据材料,进而对当前的证据体系造成冲击。对于科学证据的内涵需要从诉讼法与科学技术两个维度进行有机整合。科学证据是在诉讼过程中,应用具有规律性、相对稳定性、简单性的知识体系和认识方法以及由相关知识所生发出的工具,为追求和实现案件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所发现和认识的用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材料。科学证据的理论体系既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又包括自然科学,形成"哲学—科学与技术—诉讼法与证据法"的"倒金字塔结构",诉讼法和证据法则处于塔尖的位置。同时,科学证据应当以"需求—目的""概率—逻辑""经验—科学""有效性—可靠性"作为其分析框架。在科学证据应用于刑事诉讼过程方面,应当构建专家"相对降维"与法官"相对升维"的互动机制、科学证据的有效性标准和制度体系。
涉案财物的处置是刑事诉讼活动中专门机关的重要职责之一。涉案财物能否依法妥善处置,关乎当事人的合法财产权保护。尽管我国已制定了一系列有关涉案财物处置的法律制度,但是由于条文过于原则和概括,尚无法有效规制司法实践。2018年,我国开始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打击成效明显,但也暴露出涉案财物处置方面的一系列问题。通过科学选取涉黑案件裁判文书样本进行实证研究,能够以点带面地剖析出我国涉案财物处置程序所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在此研究基础上,可借鉴域外相关制度,对我国涉案财物处置程序加以完善,以期确保将包括扫黑除恶在内的所有刑事诉讼活动的涉案财物处置都纳入法治化轨道,充分彰显司法公平正义。
作为刑侦基础工作之一的阵地控制,是侦查机关实施"从人到案"侦查模式的重要措施,在侦办侵财犯罪中发挥了重要的基础作用。伴随着社会信息化、数据化水平的提升,阵地控制工作一度遭到质疑甚至否定,存在着控制范围扩大、控制能力弱化、手段更新缓慢等现实问题。侦查阵地控制工作必须与时俱进,通过对网络侦查阵地控制和拓展信息化侦查手段,来破解阵地控制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发挥阵地控制工作在侦查破案中的应有作用。
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影响力较大的社会性活动,大型体育赛事是恐怖袭击关注的重点目标。为了更有效地做好大型体育赛事的安保工作,对于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等犯罪行为,除了运用常规的防控体系进行反恐预防外,还需提高对反恐情报的认识,强化反恐情报预警,深入分析反恐情报预警的运行难题,在此基础上加强情报主导防控理念,加大恐怖袭击风险因素分析,扩大情报搜集的广度及深度,从而进一步提高情报分析和处理能力,构建完善的情报决策转化机制,利用人工智能提高情报决策效率,促进反恐情报预警体系更加成熟,最大限度地提高大型体育赛事的安全防控水平。
根据域外黑恶势力犯罪的自身特点,有关国家在打击黑恶势力犯罪方面积累了一定的治理优势,主要集中于侦查手段、机构设置、关联犯罪侦办与证人保护等方面。目前,我国在黑恶势力犯罪治理方面虽然取得很大进步,但仍存在不少提升空间,如罪名设置缺乏科学性、预防性措施存在短板、部门合作欠缺及专业执法机构缺位等问题仍需加以解决。结合我国黑恶势力犯罪治理的不足与域外黑恶势力犯罪治理经验,我国应当进一步完善罪名设置,强化预防性措施的运用,促进多部门间的合作,设立专门的执法机构,通过多元措施的体系运用更好地构建惩防一体化的黑恶势力犯罪治理机制。
新时代我国犯罪学基础理论创新发展存在诸多推动因素,主要为:党的理论体系丰富、发展的推动,网络社会兴起与高科技发展的推动,中国犯罪问题演变发展及其防控实践新探索的推动。新时代我国犯罪学基础理论创新发展的主要面向为:分化与重整——犯罪学不断完善与成熟,预防犯罪法治化理论形成,中国犯罪学本土化特色凸显。中国犯罪学基础理论创新发展需要开创三条主要路径:去刑事一体化,对犯罪问题评估的展开,犯罪预防性法律的法治化。
从严惩治恐怖活动犯罪是我国反恐刑事政策的主基调。反恐刑事立法历经数次修改逐步呈现出"法网严密、刑罚趋重"的罪刑配置,初步建立起追诉恐怖活动犯罪的刑事程序,但仍然存在基本罪名缺失、罪名体系不完善、罪状表述不精确、罪名设置方式不合理、刑诉法中有关规定较为抽象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应继续保持从严惩治立场:一方面,增设恐怖活动实施罪,增设遗漏的罪名,完善相关罪名的罪状表述,集中规定恐怖活动犯罪;另一方面,完善并细化打击恐怖活动犯罪的程序性规范,构建反恐刑事特别诉讼程序。只有不断完善反恐刑事立法,推进反恐刑事政策不断发展,才能促进我国反恐工作走向科学化、规范化轨道。
《治安策》是西汉政论家、文学家贾谊给汉文帝的上疏,贾谊在文中以敏锐的洞察力,透过"太平景象"察觉出汉文帝时期社会潜伏的矛盾和危机,陈述了当时的政局形势并提出了治国理政的构想和策略。在贾谊的思想中,大治的治安目标、长治的治安模式、众建诸侯的治安路径、德治法治等治安手段至今闪烁着社会治理的思想光芒,对于新时代社会治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网络社区的秩序来自于网络社区中各种力量博弈形成的动态均衡。这些力量以支配的方式影响网络社区的格局。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网络社区治理体系中,卡理斯玛型支配对应德治,传统型支配对应自治,法理型支配中的网络社区自治规则对应自治,法理型支配中的国家立法对应法治。网络社区善治的实现需要社区内多种支配力量的协同,而各种支配类型不同形式的组合也将构成不同的治理模式。网络社区可分为一般互动型社区、公共任务型社区、交易型社区与专业型社区。对于不同类型的网络社区,我们应当根据它们各自的功能与特点,探究最适合的力量均衡与最佳的治理模式。
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是公安机关高度重视的基础工作,但在警务实践中存在个别民警思想认识不清、工作能力不足以及工作机制不完善等问题。新时代"枫桥经验"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公安机关可以借鉴"枫桥经验"之"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理念,构建以动态管控机制、多元化解机制、应急联动机制为主要内容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长效机制,以有效提升工作效能,及时排查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治安秩序。
提升基层警民沟通能力是完善基层警务实践、加强基层社会治理、保障警民和谐关系的迫切需要。当前,在警民沟通中仍存在不善于运用群众语言、沟通不及时、民警不愿不敢与群众沟通等问题,这主要是一些民警沟通能力有所欠缺、警民之间沟通互动不足造成的。公安工作必须实现从"单打独斗"到合作共赢的转变。就警民沟通来说,要以理念更新为先、主动沟通为要、加强沟通技巧培训、摸透群众心理以及从认知层面、实践层面全面构建警民沟通体系,实现警民高效沟通,进而提高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云计算等技术手段为其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以大数据为中心的数据防疫、科技防疫、智慧抗疫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体防控策略指导下,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在此背景下,公安机关在疫情防控大数据平台建设方面,还需从整体架构、数据汇聚、端边云协同、隐私保护等方面进一步加强。通过探讨公安机关大数据平台建设的方向,分析目前面临的相关问题,可以为公安机关改进、完善大数据平台,提升疫情防控能力和水平提供参考。
当前,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各种新技术、新方法被许多公安心理服务工作者机械地引入公安民警的心理服务工作,片面地根据心理特征、心理压力源、心理问题等描述性研究提出相应措施与改善建议,也有少量研究探索了心理训练的一些理念和方法,但不足以涵盖公安民警心理服务的全部内容。为探索适宜公安民警心理服务的有效方式,山东公安机关在多年心理服务实践基础上,基于发展情境论,以民警发展为总目标,提炼总结出心理健康知识讲座、团体心理行为训练、团体心理辅导、个体心理咨询、危机干预"五位一体"的心理服务模式,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自媒体技术的发展拓宽了信息传播的渠道,为数量庞大的网民提供了更多的话语权,但也弱化了公安机关宣传部门的舆论主导权和权威性。涉警案(事)件发生后,舆情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信息碎片化等特点。碎片化的负面信息一旦被曝光就会迅速扩散,成为新闻爆料和媒体炒作的热点,这给公安机关及其宣传部门带来了压力。因此,公安机关要深入剖析涉警案(事)件处置的经验教训,根据舆情产生、发展的规律,及时采取处置措施,使舆情在扩散过程中做到可调、可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