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安全局势对社会治安防控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多维感知的建设与应用越来越得到公安机关的重视和关注。多维感知技术具有的信息综合性、人机交互性、可视化和智能化特征有助于建设智能化、信息化一体的警务情报信息共享平台,有效打击违法犯罪。同时,面对数据来源冗杂和数据共享受阻、数据精准性缺失、复合型技术人才缺乏、多维感知建设监管制度不健全等问题,公安机关应通过建立健全多维感知体系治理机制体制、加强前端数据获取、强化数据管理与应用、组建专业人才队伍等举措,充分发挥在“情指勤舆”一体化机制中的情报先导作用,提升公安工作现代化水平。
今天,大数据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正逐渐被侦查机关掌握和运用,这样的侦查方式合称为“数智侦查”。通过文献分析法发现目前学界对数智科技助力侦查的回应中,数智侦查侵权成为绝对的主流看法,学界认为新型数智侦查措施会冲击刑事正当程序,过度干预公民隐私权、个人信息权以及其他合法权益,一个侵权危机的时代已然到来。从纯粹的技术视角来看,数智侦查本质上是刑事技术赋能侦查活动的结果,故而选择从刑事技术史视角出发,考察刑事技术与人权保障之间存在的复杂互动关系。历史上,刑事技术的发展往往伴随着对当时人权伦理观念的冲击,但技术标准与法律规范的制定终究会让人权保障回到正轨。面对侵权危机论调,我们依然要坚定地发展数智侦查。当然,为了纾解数智侦查引发的侵权忧隐,学者应该秉持发展眼光与客观态度开展数智侦查研究,侦查人员应该合法谨慎地运用数智技术,民众应该提高自我认知树立正确的技术与人权观念。
在数字化时代,视频监控网络广泛覆盖,视频监控数据在司法实践中的作用愈发关键。然而,因为其所具有的独特特性,在取证环节面临诸多难题,导致证据转化率不高。应以最佳证据规则为基石,在分析视频监控数据取证困境的基础上,剖析视频监控证据的特点及取证要求,系统构建视频监控数据取证程序规范,并融入新型技术应用与跨专业融合思路,创新视频监控数据取证规则,从而全面提升视频监控证据效力,推动司法实践发展。
深度合成技术在刑事证据领域的应用带来了深度合成技术“何以伪证”与“何以证伪”的现实问题。深度合成技术进入刑事证据领域,通过对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鉴定意见,视听材料、电子数据的深度伪造给刑事司法公正带来了未知风险和挑战。深度合成技术背离了“技术向善”的原则,带来了虚假信息传播的风险、误导刑事侦查方向的风险、消减社会信任和社会共识的风险,等等。对此,应通过数字正义赋能法律规制、强化技术服务平台的主体责任、深度合成明确标识与技术甄别、完善深度合成技术证据鉴定程序等方式,在刑事证据领域实现对深度合成技术的有效规制,避免陷入不可挽回的“科林格里奇困境”。
随着数字化转型与以审判为中心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公安机关刑事执法权的调整与优化成为法治建设进程中的核心议题。考察公安机关刑事执法权的应用内涵、发展脉络和运行状况,探索其优化运行模式,是应对当前公安机关刑事执法实践中出现的各类挑战的基础性工作。为此,不仅要从理论角度探讨公安机关刑事执法权的理念、运行和监督管理,基于法治理念和系统性思维构建公安机关刑事执法权规范化运行的理论框架,还需要立足实践,分析公安机关适应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策略,强调内部协作、多警种合成作战、社会资源整合和情报主导警务的重要性,提出多维度优化策略。
对于反思正当化事由的法理依据和规范属性而言,霍菲尔德对权利与特权的区分具有不可忽视的理论价值。正当化事由具有多重规范属性,特殊情形下的正当化事由只赋予行为人特权,而非权利。当今刑法教义学关于紧急避险、正当防卫、自杀等议题的讨论存在思维误区,关于行为的正当性评价,刑法学通说坚持的不相容命题和普适性命题不能成立。在某些情形下,相互冲突的行为可能同时被评价为正当。在生命冲突的情形中,利益冲突的双方都有诉诸避险或防卫的特权,第三人并无协助或干预的权利。在特殊情形下,个人为挽救无辜者生命有实施酷刑的特权,但第三人和公权力同样有阻止酷刑的权利。由于自杀只是特权,承认自杀自由与处罚协助自杀之间并无矛盾。与此同时,他人有阻止自杀的特权。
在与沃格林围绕政治科学的论争中,凯尔森详尽澄清了实证主义的内涵。就沃格林对实证主义“价值无涉”的批判,凯尔森从主观-客观价值判断、绝对-相对价值判断等层面作了细致剖析,强调包括法律科学在内的实证主义科学以(相对)客观认知为己任,所作的是(相对)客观价值判断,而排除神学-形而上学推断。此外,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分野、理论相关性与社会科学的祛魅等方面,凯尔森也进行了充分论证。通过这些回应,凯尔森理论语境中的实证主义面目及其对实证主义科学寄予的希望得以明晰呈现,实证主义的理论优势与局限性同时显露无余。而两位学者对现代性的态度,也从中可见一斑。
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及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越来越强,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然而,伴随区块链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虚拟货币跨境洗钱犯罪的全球化扩张已经对世界金融秩序造成了巨大威胁,洗钱犯罪与恐怖主义犯罪的日趋融合也给国际社会治理此类犯罪带来了较大的挑战。为加强虚拟货币跨境洗钱犯罪治理合作,尝试提出以下方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理念,加强国家间的政治互信;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持续推进我国金融监管制度与国际接轨;坚持“多元协同治理”理念,积极完善国际司法协作法律体系;建立以亚投行为支点的警务联合协调指挥机构,加强国际警务合作彰显大国责任。
1979年以来,我国行贿犯罪立法历经威慑不足、认识深化、轻重失衡、合理纠偏四个阶段,立法的完备性和科学性显著增强,但司法适用状况仍差强人意。《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二)》秉持“从严惩治行贿犯罪”的理念,调整行贿罪的法定刑使之与受贿罪相衔接,提升相关行贿犯罪的法定刑。基于立法修正蕴含的理论、政策和实践三重逻辑,即行受贿犯罪法益性质及程度的迥异、立法中心主义的缺陷和以重刑预防贿赂犯罪的效能不彰,应将行贿犯罪的从严惩治解读为面向司法的立法宣示。由此,行贿犯罪的治理方向在于司法向立法的合理回归和均衡适用,应更新罪量标准以实现行受贿犯罪的差异化量刑,将从重处罚情节作为降低数额标准的依据以实现罪刑均衡,准确适用特殊从宽条款以贯彻宽严相济。以司法的有效治理贯彻从严惩治的立法理念,有利于立法修正目的的实现和贿赂犯罪的综合治理,推动实现中国式刑事司法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