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剑：核心期刊、CSSCI的正面作用与负面影响
自从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单位《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以下简称《总览》）于1992年问世以来，学术界、学术期刊界围绕核心期刊的争议就没有平息过，随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以下简称《要览》）和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以下简称CSSCI）在数年间的相继问世，相关讨论更形热烈。其中，出自各学科学者和期刊编辑的批评性评论尤其引人注目，无论是对《总览》《要览》，还是对“CSSCI来源期刊”，批评的矛头都主要指向其在学术评价和学术期刊评价中的负面影响，因为在这样的评价中，《总览》《要览》和CSSCI所起的实际作用相差无几，都是凭借其期刊排行榜的简单、实用而成为“以刊评文”这种被简化了的学术评价的基础的。故而学术界、期刊界和管理部门对这三者就有了“三大核心”这样的通称，而不大在意《总览》《要览》与CSSCI之间的差别。本文所要评论的正是这样的现象，所以沿用这样似乎已约定俗成的通称。 正因为在核心期刊和CSSCI研制者是否具有评价主体身份以及其产品作为评价结果能否合法地存在等一系列问题上，“三大核心”研制者的观点有诸多不同，所以，对于核心期刊、CSSCI的正面作用与负面影响的问题，有一番颇具特色的论述。
一核心期刊的评价作用能否成立
1．核心期刊研制者认定的作用。关于核心期刊的作用，姜文（《要览》主编姜晓辉的《核心期刊的评价功能与作用》，以下简称“姜文”）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的评选为例，通过对评选程序、方法和指标体系的分析，论证了核心期刊的“直接使用价值是为读者、作者和馆藏部门提供各学科使用率较高的少数学术期刊”。对于学术期刊而言，“核心期刊的评价功能既是积极客观的现实，也是极具应用价值的期刊发展推力……有利于期刊找出办刊中存在的问题及定位编辑方针”。尽管核心期刊评价只是按文献计量学的方法进行的统计排序，但在期刊评优中“也可以按需要进行任何形式的匹配应用，例如，作为地区部门评选优秀期刊的定量参考指标。它的客观评价功能是可以适应社会需要的。”蔡文（《总览》主编蔡蓉华和何峻合作的《论期刊评价之目的、方法和作用》，以下简称“蔡文”）的观点与此颇为相似，也从“为期刊采购、读者阅读和作者投稿提供参考工具”，“为引文资料库选择来源期刊”及“为期刊出版和管理部门评选优秀期刊”等三个方面分别论述了包括核心期刊在内的期刊评价项目的目的及其可能发挥的作用。
2．核心期刊的作用能否成立。在现实中，核心期刊的确在这三个方面都曾经或正在发挥着作用，问题在于，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核心期刊在这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作用和影响。
首先，关于姜文和蔡文共同提及的核心期刊对订阅的指导作用。这是核心期刊研制的初衷，但那还是在期刊出版的纸本时代。随着期刊数字化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特别是随着中国知网等期刊数据库的包库发行模式的普及和搜索引擎功能的日益强大，读者的阅读习惯已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由读“刊”演变为读“库”，核心期刊指导订阅的功能已没有多少实际意义，至少与其问世之初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仍然坚持述说这一功能在当下的意义，无非是为核心期刊的存在找到一个“最低”合法身份和理由。他们所要论说的核心期刊作用的重点并不在此。
其次，关于姜文提及的“极具应用价值的期刊发展推力”。姜文是这样解释的：“在于把期刊放在宏观的学术贡献率中确定自己的位置和档次，也就是说，看看自己在学术发展中的价值有多大、作了多大贡献，同时可以通过核心期刊的评价指标确定自己的纵向进步程度，以及和同行的横向比较量度。”正是这样的推力“有利于期刊找出办刊中存在的问题及定位编辑方针”。我们来看看事实是否如此。核心期刊是否具有这样的功能或作用，主要看核心期刊给期刊编辑提供了哪些相关的有价值的信息。事实是，核心期刊的研制者能给读者或期刊编辑提供的就是每一版的《总览》和《要览》或与之类似的排行榜，从这些“榜书”中，除了各种统计数字和排序外，期刊实在不能得到更多的信息。比如，期刊编辑从这些书中也许可以知道本刊的被引次数，但却无法获知究竟是哪篇文章被引用、被谁在什么文章和什么刊物上引用、引用的目的是什么、是正面引用还是负面引用等真正有用的信息，只能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这样的信息除了鼓励期刊编辑关心自己的排名外，还能有什么呢？所以，所谓“推力”、所谓“找出办刊中存在的问题及定位编辑方针”云云，如果存在，也只是让期刊明白怎样做才能迎合核心期刊评选的偏好。如此说来，期刊“通过核心期刊的评价指标确定自己的纵向进步程度，以及和同行的横向比较量度”倒非虚言，这个“程度”和“量度”就是评价机构给打了多少分。核心期刊评选依据的是一套通用性的指标体系，如果从管理学视角来看，通用性指标体系都存在着“共性指标偏好的问题，即赋予不同单元之间的共性指标过高的权重，而忽视对独特性指标信息的使用”。尽管核心期刊的复合指标体系由多种指标构成，但并无针对不同期刊的个性化指标，其共性指标偏好十分明显。当被评价者无法改变指标体系时，就会研究其偏好并迎合之以求得高分。现实中，这种对评价机构指标偏好的研究在期刊界甚为普遍，甚至有期刊为了迎合这样的偏好而不惜造假，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正是在这样的“推力”之下，原本应为期刊服务的评价机构却成了办刊的“指挥棒”，从而构成了“评价机构与学术期刊的颠倒关系”。跟随着这样的“指挥棒”来调整编辑方针，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难怪有那么多的学者认为“不合理的学术评价体系是当前学术成果问题存在的根源”。至于蔡文所说“为引文资料库选择来源期刊”，这其实与核心期刊无关，因为来源期刊自有其不同于核心期刊的评选标准和目的。
再次，关于姜文和蔡文共同提及的核心期刊在评优中的作用。与核心期刊之于期刊的作用同理，判断核心期刊对评优是否有作用、作用的大小以及是正面作用还是负面作用，关键是看其能为期刊评优提供怎样的信息。且不说核心期刊的“质量指标”与评优的“质量指标”有何本质不同，即使具有某些相通之处，我们仍然很难认定，一个对期刊编辑并不能真正发挥正面作用的核心期刊榜能对期刊评优有何正面作用可言。那些只有排序信息的所谓“定量参考指标”充其量也只是给予评优活动一个名次预设而已，这样的预设在更多时候、更多情况下，只会干扰评价的专业性、公正性和导向性，鼓励期刊把追求数据的好看作为努力的方向。在现实的各种评优中，这样的预设所带来的干扰随处可见，而且在不少的评优项目中，甚至起到了主导作用。不然，核心期刊又何来“指挥棒”效应？
由此可见，姜文和蔡文关于核心期刊作用的论述，要么已是明日黄花，风光不再，要么似是而非，令人生疑。
二如何看待各界对核心期刊的批评
如前所述，学术界对核心期刊和来源期刊的批评从来都没有中断过，特别是近年来，核心期刊和来源期刊每有新版的发布，几乎都会掀起新一轮的批评高潮。那么，《总览》和《要览》的主编们是如何看待这些批评的，又是如何看待自己产品的负面影响的？
1.虚实之间：对批评的回应。姜文指出：“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核心期刊作为一种选刊工具得到较大发展，而作为一种评价工具则受到很多非议”。“对核心期刊的批评意见主要集中在其评价功能方面。持批评观点者认为，核心期刊是用数量化的方法进行学术期刊评价，先天不足，难以承担复杂的学术评估使命，其负面影响大大扰乱了学术期刊的正常发展。”姜文认为最具代表性的批评来自钱荣贵，“（钱）列出的核心期刊七大负面效应是颇具代表性的批判意见：一曰核心期刊遴选是操纵我国学术期刊生存与发展的一只‘黑手’；二曰‘唯核心期刊论’导致学术期刊的价值取向发生偏离；三曰庞杂繁乱的核心期刊遴选干扰了正常的编辑出版秩序；四曰核心期刊已成为某些学术期刊大肆敛财的金字招牌；五曰‘以刊论文’的科研评价方式恶化了我国的学术生态；六曰此起彼伏的‘核心期刊’遴选浪费了大量的物力、财力、人力；七曰要求研究生必须在‘核心期刊’上发文，侵蚀了学子的学术精神”。对于这些批评，特别是钱荣贵列出的“七宗罪”，姜文评论道：“应该说，批评者所谈到的核心期刊的负面影响，很多确有其客观依据，对这些负面影响有必要进行反思和匡正。如果撇去情绪化的言论，这些对核心期刊的分析和批评意见有利于全面了解和认识核心期刊在研究制作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有利于找出实际应用中不良影响的症结所在。”
与姜文对学术界的批评有所回应不同，蔡文并未具体提及这些批评，不过，从文章的字里行间还是可以明确地感受到批评所带来的压力，但蔡文对这些批评表现得似乎不以为然：“期刊评价研究在它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一直伴随着争议、批评和指责。其实，期刊评价是根据一定的标准，采用科学的方法，对期刊内在质量、使用规律和发展特点等各方面进行分析、评价，目的是为了揭示期刊文献整体的或某一具有特征部分的内在客观规律，以更好地发挥和实现其科学价值和社会功用，是一项科学研究活动，不应该有任何值得非议之处，关键在于如何认识和对待这一研究的价值和作用，任意夸大或全盘否定都是不正确的。”有好的动机的科研活动并不意味着就一定会有成功的结果，这是常识，怎么就不能有任何“非议”呢？如此，还要学术批评干什么？
2.关键问题：谁是评价主体。以“七宗罪”为代表的学者对核心期刊的批评或者说批判的确不可谓不尖锐，但是，这些不失凌厉的批评，却多是停留在对核心期刊所造成的一些学术乱象的抨击，并未涉及问题的关键——这些核心期刊的制作者是否具备学术评价主体的身份以及其产品是否具有学术评价的功能。姜文和蔡文都尽量不去直接触碰评价主体身份这一不无“敏感”的话题，实际上，对于核心期刊的原理和作用,以及适用于期刊质量评价的合理性讨论与专业评价机构的评价主体身份的认定是一体两面、互为表里的事。证成了前两者，后者也就不证自明了。从两文作者煞费苦心的论述中，我们还是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一种身份的焦虑，因为只有同行评议才是权威评价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从单一学科的研究者到整个学术领域的评价者的身份跨越毕竟是件很难令人信服的事，“独立的定量评价主要由专业评价机构作出，其评价主体的身份是十分可疑的。如果说，只有学术成果（作品）的阅读者和使用者才具备评价主体的资格，那么，评价机构既不是阅读者，也不是使用者，其对评价对象各种形式数据的统计大多与阅读和使用无关，应该是连起码的评价主体的资格也不具备的”。
但是，评价机构之评价主体身份的获取并非取决于学术界，在笔者看来，只要评价机构坚持并得到行政权力部门默认其评价主体身份，钱荣贵所预言的“在不远的将来，目前这种异化的‘核心期刊’现象必将终结”的那一天永远也不会到来。所以，对钱荣贵的这个预言，姜文也不以为然：“而事非所愿，近十年来‘核心期刊’现象非但没有终结，而且越来越多，近期又有武汉大学‘RCCSE权威期刊和核心期刊排行榜’高调加入到评价队伍中。”说这个RCCSE“高调加入”并不为虚，它不仅要评选“核心期刊”，还要评选“权威期刊”，并且直接以“排行榜”为自己命名。然而，可以肯定的是，RCCSE不会是最后一家，也许还会有更高调的加入。但万变不离其宗，这些评价机构的产品无一例外，都是期刊排行榜，最多也就是名称各异、规模不一、排序有别，目的都是要争夺学术评价的话语权，要抢夺“指挥棒”，其背后是谁都可以看得到的对学术利益的争夺。
三核心期刊负面影响的原因何在
1.外界误用：因果颠倒的原因解释。尽管对于来自学术界的批评，核心期刊的主编们较少有系统的正面回应，但还是或多或少地涉及了核心期刊在学术评价活动中的负面因素。比如，姜文指出：“在使用核心期刊的评价功能时应注意其局限性，并注意与具体的评价体系相结合。”蔡文则说到定量评价的缺陷在于“缺乏权威经验”，比较隐晦地承认了专业评价机构对各学科研究和期刊编辑经验的缺乏导致的专业性欠缺，而我们知道，在学术评价中，这恰恰是不可或缺的。我们无法想象，一个缺乏本学科研究经验或期刊编辑经验的局外人，如何能够“责无旁贷”地承担起评价的重任，其所谓评价产品又是如何能够直接用来指导研究和办刊的？除此之外，他们更多地将核心期刊这样的所谓定量评价产品的问题归因于外部环境。如蔡文说：“影响期刊定量评价结果的因素很多，评价过程中哪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直接影响评价结果的质量，特别在‘以刊评文’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下，评价指标的资料质量呈下降趋势，使定量评价结果更加偏离客观实际。”蔡文还引用苏新宁的话：“客观地说，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定量评价期刊是科学可行的，资料也可以真实地反映期刊的学术水平与学术影响。但是，目前由于许多利益的驱使，出现了大量办刊不端行为，这就使人们开始怀疑定量评价的科学性和公正性。”
2.属性之辩：工具与标准的错乱。在这里，我们还要着重分析在姜文中有所提及，而在蔡文结尾处特别提及的一个重要观点：“要特别强调的是期刊评价成果只能作为参考工具使用，不能作为标准使用。原因之一是任何期刊评价体系都不可能尽善尽美，只能从某些角度对期刊进行评价，因此评价结果和客观实际从宏观而言是一致的，但具体到微观层面和各被评价个体，并不一定精确相符。原因之二是核心期刊或来源期刊在数量的选取上，虽然遵循一定的原则和规律，但没有绝对的界限标准。”这里的论证逻辑是有问题的。“期刊评价成果”是作为“工具”还是“标准”，与其是否“尽善尽美”并无关系，“工具”与“标准”之间并不存在“不完美”的作“工具”、“完美”的作“标准”这样的关系。从来就不存在因为不完美就成了工具，而完美就成了标准这样的事。换言之，工具再完美，也永远只能是工具，而标准再不完美也不会改变其属性而成为工具，只不过是个有欠缺甚至失败的标准而已。至于核心期刊或来源期刊在数量上没有绝对界限标准之说，与它们是工具还是标准之间，也不存在任何关系，况且，文献学意义上的“二八定律”对核心区所给出的大致界定标准也已为许多人所接受，这也是核心期刊之所以能问世和存在的“理论依据”。换言之，纵然对核心区有一个绝对的数量标准，核心期刊也不会因此而成为评价“标准”。 如果把“工具说”放在蔡文整篇文章中看，则不免与文章的主旨不大协调——“工具说”如何与通篇的“主体说”融为一体？首先，如果说，核心期刊只是一种评价工具，那么，其制作者并不具有评价主体的身份，只是某种工具的提供者，使用这个工具者才是评价主体，这与其前文所说的评价机构“责无旁贷”地承担起评价期刊的任务不免矛盾。其次，如果说核心期刊只是一种评价工具，那么，也就无所谓“评价结果”，因为工具是不可能等同为结果的，只有通过使用工具，完成了评价之后，才能有结果的出现。今天学术评价出的种种问题，把工具当作结果恰恰是主要原因之一。再次，如果说核心期刊只是一种评价工具，那么，这个工具落实到学术评价或期刊评价上时，应该有翔实的数据和丰富的内容，使工具的使用者能够利用这些数据和内容完成期刊评价，然而，遗憾的是，其所谓“评价结果”只是一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已经排好了座次的期刊排行榜。笔者以为，核心期刊的评选，无论从其目的还是结果来看，与其说是为读者（学者）、期刊编辑和管理部门提供了一种评价工具，不如说是提供了一种既定的评价结果（座次明确的排行榜）。将工具与结果混为一谈，只是在掩饰核心期刊真正存在的致命问题。 因此，我们才要追问，目前的学术环境问题与核心期刊本身的缺陷有无关系？与核心期刊研制者期望的在评价实践中所发挥的作用有无关系？可惜，这些问题姜文和蔡文都很少有正面回应。
四CSSCI是如何强调其工具作用的
与姜、蔡强调核心期刊的评价作用不同，王文在论及CSSCI作用时始终强调的是“CSSCI首先是一种检索工具，这是它的基本功能”。
1.数据库：CSSCI的工具性质。尽管只是工具，但这种工具的作用却有独到之处，就是为学术研究、学术期刊、学术评价和政府决策提供数据服务，如王文所言：“CSSCI可以从来源文献和被引文献两个方面向研究人员提供相关研究领域前沿的信息和各学科研究发展的现状，准确地记录了某一学科的学术积累、借鉴和继承发展的关系。社会科学研究者可以通过不同学科、领域的相关逻辑组配检索，挖掘学科新的生长点，展示实现知识创新的路径”。除了检索功能外，“CSSCI也是一种进行引文分析的重要工具，它可以利用文献计量方法对学术论文的发表和引用情况进行各种统计分析，自动生成详细的分析报告，为学术研究、评价评估、政策制定提供客观的文献计量数据。对于管理者，CSSCI可以提供地区、机构、学科、学者等多种类型的统计分析数据，从而为制定科学研究发展规划、科研政策提供决策参考。对于期刊主办者，CSSCI提供多种定量数据……通过多种定量指标的分析统计，可为期刊评价、栏目设置、组稿选题等提供依据”。
王文所描述的CSSCI的工具作用与姜文和蔡文所描述的核心期刊的工具作用是存在着本质差异的，根本的差别在于：工具的构成是什么，谁是工具的使用者，CSSCI提供的是各类数据，构成工具的正是这些数据，而工具（数据）的使用者至少在理论上是所有的学者、期刊人和政府决策者，故其工具性质十分明显。核心期刊提供的是排行榜，已是数据处理的结果，其数据的使用者只是研制者自己，故无任何工具作用可言。我们不妨以期刊办刊和评价为例，对比一下CSSCI与核心期刊在向期刊主编、编辑和主管部门提供的信息及其价值方面的差异，不难发现，对期刊而言，核心期刊的排行榜与CSSCI数据库所包含的信息根本不在同一个量级上。如果说，核心期刊的排行榜只能提供一些统计数字和排序信息，那么，CSSCI数据库则集成了以引文为中心的各种原始数据，无论是作为办刊人还是作为评价者，都可直接进行原始数据分析和解读，而且，这些数据都是可以溯源的。这些信息无论是对期刊编辑，还是行政权力部门评优，其意义均远非排行榜可比。从这个对比也可以看出，只有排行榜而不提供数据的核心期刊的所谓工具说有多么苍白。
2.来源期刊：“被动”的评价。在论及CSSCI功能的最后，王文才提到了它的“评价功能”，但强调这只是一种衍生功能，“CSSCI的设计原理是基于文献计量学中的期刊‘2/8定律’，它不可能也无须收录所有期刊上的所有论文，因此在选择数据库来源期刊时，为了能够将最有影响力的高质量期刊收录其中，不可避免地要根据一些量化指标对期刊进行筛选，这样无形之中也就使CSSCI具有了一种评价功能”。可见，如果单纯从研制原理上看，评价并非CSSCI的主要目的，评价功能甚至可以视为“被动”的存在而非主动的追求，这与核心期刊不同（至于理论与现实的反差，下文再予分析）。显然，强调数据的工具性质是明智的，但是，并非是工具就有意义，工具是否适用，是否有助于使用者完成其使命，是衡量其意义的标准。
从王文可以看出，CSSCI已经走过了靠期刊榜打天下的“原始积累”阶段，而开始转入为学术研究、编辑办刊和政府决策提供数据服务的新阶段。这一转型的资本在于经过了十多年的积累，其所独有的CSSCI数据库已渐成规模并走向成熟，但从指挥者转变为服务者，观念上的转变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更为困难，而要论及CSSCI研制者观念上的转变，则不能不说到2010年初的那场对CSSCI的批判风暴。
五CSSCI功能局限与异化的根源何在
当不再纠结于自己的评价主体身份之后，再来看自己产品的评价功能，CSSCI在评价方面的局限性就一目了然了。
1.先天局限：CSSCI的评价功能。王文是这样描述CSSCI评价功能的局限的：首先，“CSSCI的评价功能只是它作为检索工具所衍生出来的一种附加功能，它不是也不可能是CSSCI的基本功能。因此，当学界将其无限放大为CSSCI的唯一功能时，恰恰阉割了CSSCI的基本属性”。其次，“CSSCI虽然具有一定的评价功能，但引文索引的这种先天局限性，决定了它不可能代替同行评价，成为期刊和论文质量评价的唯一标准的”。再次，“CSSCI实际上只是对各类期刊过去几年被引用情况所作的一种文献计量角度的分析和总结，它既不代表对学术期刊过去质量的评价，也不代表对学术期刊未来发展水平的定性”。故不能倒因为果，将对期刊过去的定量分析颠倒为对期刊发展的定性评价，更不能“以刊评文”，“这不仅违背了CSSCI的本质属性，也抹杀了CSSCI的基本功能”。
2.后天异化：CSSCI之用于评价。不仅承认局限，王文还列举了CSSCI在实际运用中所产生的种种“异化”现象，主要是在职称评审、工作考核、期刊质量评价、论文质量评价等方面将CSSCI作为唯一标准，使其评价功能绝对化了。王文接着分析了造成异化的原因：首先，对CSSCI的认识需要一个过程，误解和片面在所难免。其次，“现行的学术评价制度亟待进一步完善”，同行评议与定量分析是评价的两个重要维度，前者是主导，后者只是辅助手段，但在不正学风的影响下，同行评议已沦为一种形式，“这在一定程度上给片面强化CSSCI的评价功能提供了一种制度漏洞”。再次，科研管理部门缺乏科学的质量观，“以成果形式和数量评价人才”。最后，“学术研究功利化趋向助长了学界和期刊界对CSSCI的片面认识”。同时，王文并不否认，“出现这些不合理的趋向，CSSCI的研制者也负有一定的责任”。与姜文、蔡文不同的是，王文承认CSSCI在学术评价方面有着“天然的局限性”，将其用于期刊质量评价已是一种“异化”，更不用说在学术评价的其他方面。然而，在CSSCI问世之初，其研制者曾不遗余力地宣传其评价功能和作用所造成的影响并非一朝一夕所能清除，这也许就是王文所说的“CSSCI的研制者”也应该负有的“责任”。王文之所以能承认“局限”和“责任”，正是意识到CSSCI的价值并不在评价，而在于提供数据服务。
其实，评价机构的所谓定量评价的局限性对于文献情报研究者来说只是常识，学者和期刊人只要对这样的定量评价有所了解，也很容易发现；而定量评价特别是期刊排行榜在学术评价中的滥用所导致的种种异化现象，学界中人更是有目共睹。自身的局限与环境条件的不理想并不是同一件事，对两者都应有清醒的认识。因此，与其回避问题，或强说自己的价值，不如坦陈自己的局限，找到问题的根源，然后寻求解决的办法。如此，方不失为一种明智的做法。
（载《总编视角：华文学术期刊发展趋势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作者朱剑，《南京大学学报》主编、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