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警察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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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刑事审判愈发注重人权保障的背景下，疑罪从无在司法裁判中的阻碍日益减少，“证据不足作无罪判决”作为一项明规则取代了“证据不足作留有余地判决”的潜规则。参见李玉华．刑事审判人权保障40年:理念、制度与细节[N]．人民法院报，2018-09-12

(05)．而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的5年中，各级人民法院“落实罪刑法定、证据裁判、疑罪从无等原则，对2943名公诉案件被告人和1931名自诉案件被告人依法宣告无罪”。参见周强．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18年3月9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N]．人民日报，2018-03-26(02)．由此不难推知，若因侦查主体取证质量粗糙致使庭审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则势必对准确、有效打击惩治犯罪产生消极影响。

(2)之所以强调“实体层面”，是因为取证质量还包括“程序层面”，即以规范合法的取证程序保障证据能力。尽管实践中这两个层面常有交织，但在理论上可以对二者进行概括式区分，而“程序层面”的质量并不在本文研讨范围之内。

(1)尽管在一些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大要案件和某些地方性审前程序实践中已经出现了检察介入侦查的做法，但其并不普适。对于检察介入侦查的案件范围、尺度深度等，亦未达成理论与实务上的普遍共识。参见刘子阳，等．检察机关频频提前介入热点案事件引关注专家建议增强检察官有效引导侦查能力[N]．法制日报，2018-09-05(03).

(2)对我国刑事程序倒流现象的具体分析，可参见汪海燕．论刑事程序倒流[J]．法学研究，2008,(5):129-138;陈瑞华．司法体制改革导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307-310.

(3)有关案例可参见黄风．中国境外追逃追赃:经验与反思[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133-142.

(4)区别于刑法学意义上的犯罪构成，这里的“结构要素”主要出自对刑事案件侦查实践的总结。参见张鹏莉，陈士渠．刑事案件侦查[M]．北京:群众出版社，2010.6.

(5)这仅是一种理论性的表述，在云存储环境下，实际上很难确认涉案数据究竟位于哪些具体处所的服务器之上。

(1)“如经视觉(对犯罪现场、尸体位置、伤口、血迹、指纹、足印等的观察)、听觉(吵闹的投币式音乐自动播放器)、嗅觉(腐烂的食物、未加掩盖之肥料坑穴)、触觉(刀刃的锋利程度)等。”[德]克劳思·罗科信．刑事诉讼法[M]．吴丽琪，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268.

(1)有关案例可参见李雅健，郑飞．乱象与规制:中国刑事证据保管制度研究[J]．证据科学，2019,(1):35-52.

(2)对我国刑事证明标准“中体西用”立法模式的深入思忖，可参见李训虎．刑事证明标准“中体西用”立法模式审思[J]．政法论坛，2018,(3):127-141.

(1)参见《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66条。

(1)域外对“排除合理怀疑”的量化概率，通说为“接近确定性，约在95%以上，而不是100%”。参见陈光中．刑事诉讼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180.

(1)就“排除一切怀疑”在刑事诉讼中的非必要性，美国的金斯伯格大法官(Justice Ginsburg)曾在一起联邦最高法院判例中援引道:“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多少事情是我们绝对确定了解的，在刑事案件中，法律并不要求证明达到‘排除一切可能的怀疑’之标准。”See Victor v. Nebraska,511 U. S. 1,27(1994)[quoting Federal Judicial Center,Pattern Criminal Jury Instructions,at 17-18(instruction 21)].

(2)本着慎用死刑的理念，《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已规定可能判处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必须达到“结论唯一”，以下讨论范围限于非死刑类案件。然而亦有论者主张，对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重罪案件来说，当前过于强调客观化及“结论唯一”而排斥合理推断的证明标准，可能会给刑事司法实践带来矫枉过正的风险，有引发包括侦控机关对供述的偏好、虚假证据、事实认定障碍乃至因轻纵而损害实体公正等一系列弊端之虞。参见左卫民．反思过度客观化的重罪案件证据裁判[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9,(1):112-122.

(3)有关论述可参见汪海燕．论刑事庭审实质化[J]．中国社会科学，2015,(2):103-122.204-205.

(4)有关论述可参见霍艳丽，余德厚．论以审判为中心完善刑事案卷移送方式[J]．法律适用，2016,(12):107-112.

(5)有关论述可参见刘少军．司法改革语境下合议庭独立审判问题研究[J]．法学杂志，2017,(10):111-119.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