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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功能协同：减刑与假释适用关系的理论反思与制度重构
贺红强;王怡帆;减刑、假释是连接监禁矫正与社会复归的枢纽制度。不同国家的减刑假释适用关系深受量刑哲学与矫正理论的塑造,其实践效果亦受制于国家治理能力与社会承载能力等现实条件,形成德日单一假释的再社会化主导模式、法国减刑假释并行的司法个别化裁量模式、英国减刑假释功能趋同下的风险分级双轨模式、美国联邦假释废除背景下的减刑主导模式四种典型制度形态。我国现行立法确立了减刑与假释并行的制度框架,政策层面倡导假释优先适用,但司法实践长期呈现“重减刑、轻假释”的结构性失衡,根源在于减刑适用标准较易达成且契合各方主体的短期利益取向。为破解这一困局,在理论层面,应在并合主义刑罚目的框架下引入阶段分化思路,以“刑事奖励权”为枢纽整合奖励话语与权利话语,在执行阶段以再社会化为导向。在制度层面,应坚持减刑与假释并行的制度格局,以人身危险性的实质降低为统合基准对核心适用条件进行合目的性重释,通过规范提请权行使方式与构建实质化审查程序保障规范落实,并在满足假释形式条件时要求执行机关附具假释适用评估意见,将假释优先原则的落实前移至提请环节。
“3D打印枪支”的刑法入罪解析
沈子华;韩盛南;数字制造技术的普及正在解构传统枪支管制体系赖以维系的“集中生产—物理管控”基础,使得枪支制造呈现“数字化设计+分布式打印”的新特征。然而,3D打印枪支的数字蓝图(CAD文件)作为电磁记录,既不符合《刑法》第125条和《枪支管理法》第46条对“枪支”或“枪支散件”的物理实体要求,也无法纳入《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1条以及第38条“违禁品”的范畴,导致对持有、传播数字蓝图行为的刑法规制存在一定漏洞。本文立足于刑法教义学,围绕数字蓝图的法律属性界定、打印行为的犯罪形态认定、网络平台的传播责任三个核心维度,探讨现行法律在应对3D打印枪支挑战时的解释边界与适用困境,提出构建“源头治理—过程控制—刑法规制”的全链条法律应对框架,并论证设立“非法持有、传播枪支数字蓝图罪”的立法必要性与规范构造,以期为数字制造时代的公共安全治理提供刑法学支撑。
生效裁判文书检察监督权利告知缺失的困境与破解
陈晓娟;黄迎迎;检察监督权利告知在裁判文书中普遍缺位,已成为当前民事、行政、执行司法实践中的共性程序问题,引发了当事人权利受损、检察机关监督职能弱化、司法公信力下降、司法资源浪费、权利救济体系不完整等多重实践困境。生效裁判文书检察监督权利告知具有多重法理价值,涵盖宪法人权保障、程序正义、权力制约、司法公信力等多个维度,同时现行法律、司法解释及规范性文件为其提供了规范依据。当前司法实务中,制度供给缺位、法检衔接不畅、约束机制弱化、理念认知偏差等多重因素叠加,是导致检察监督权利告知长期缺位的深层症结。破解这一困境需构建系统性路径,以裁判文书规范化为核心,形成多元化保障机制,促进司法理念转变,强化实践执行,推动生效裁判文书检察监督权利告知工作规范化、常态化,不断完善中国特色司法救济制度。
轻罪治理背景下认罪认罚虚假口供的识别与防控研究
董杰;邵珠瑶;我国刑事犯罪结构已发生根本性变化,轻罪案件占比超过85%,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率稳定在85%左右,协商性司法已成为刑事诉讼的基本形态。然而,在制度高适用率的表象之下,认罪认罚虚假口供问题日益凸显——从宽处理的利益诱惑可能催生“自愿型虚假认罪”,而现有的供述审查机制偏重自愿性审查、轻视真实性审查,难以有效识别和防范虚假口供。文章在轻罪治理的时代背景下,对认罪认罚虚假口供进行类型学分析,将其区分为利益驱动型、包庇顶替型、认识错误型和胁迫诱导型四类,进而从制度激励、结构失衡、程序缺陷和心理偏差四个维度剖析其生成机制,指出当前虚假口供识别面临的审查模式偏差、律师参与不足、证据规则供给失衡与“卷宗依赖症”等现实困境。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构建“自愿性审查—真实性审查—印证性审查”三阶递进识别框架和“案件类型—口供风险”分级分类机制,并从立法完善、律师实质参与、层级式补强规则引入和技术赋能等方面提出制度完善建议,以期为防范认罪认罚冤错案件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参考。
正当性与边界：刑事长臂管辖权的证成、检视与反思
卢有学;李金泽;全球化时代下,跨境犯罪频发,传统属地管辖难以覆盖跨国犯罪,美国依托刑事长臂管辖大规模扩张国内法的域外适用,引发国际争议。长臂管辖起源于美国民事诉讼实践,后延伸至刑事领域,由此发展出种种适用规则,产生了立法、司法与执行三类管辖权。系统剖析消极属人、属地、保护、普遍四大管辖原则与刑事长臂管辖权的逻辑关系可以发现,消极属人管辖仅可作为立法层面法理基础;属地管辖构成长臂管辖的主权根基;保护管辖是其核心正当性来源;普遍管辖因缺乏本国利益关联无法作为适用依据。从美国《反海外腐败法》来看,长臂管辖权具有管辖原则模糊、连结点形式化、核心概念宽泛等滥用表征。然而,有必要对制度本身的合法性与个别国家的滥用行为进行区分。各国刑事长臂管辖需以实际必要联系划定边界,平衡国家主权与国际礼让,统一域外管辖国际法规则。我国宜辩证看待刑事长臂管辖制度,不断完善域外刑事管辖立法并参与构建全球治理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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