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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预测警务的程序风险与“制度—技术”协同控制
韩振文;杨家永;依托数字技术的大数据预测警务,凭借海量数据资源与算法技术优势,为犯罪预防治理,优化警务资源配置持续赋能。但它也对传统犯罪治理程序带来重大挑战,具体表现为三重程序风险:破坏无罪推定原则,稀释嫌疑认定标准引发有罪推定;侵蚀权力专属原则,泛化权力主体边界加剧权力分化;挑战证据审查规则,扰乱现有审查规则。解决大数据预测警务所引发的程序风险,不能仅从单一的制度完善或技术改进方面进行规制,应该引入制度和技术相融贯的规制框架,形成“制度—技术”协同的递进式阶层控制模式。在此控制模式的指引下,构建事前评估、事中管理、事后问责的阶层式治理链条,实现运行前的风险过滤、运行中的风险管控、运行后的风险治理。保障大数据预测警务平稳运行的同时,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在警务工作中的资源整合效能,助推中国式刑事司法程序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进程。
恢复性司法理念下家庭暴力犯罪刑罚执行完善研究
贾健;赵君汝;家庭暴力犯罪具有隐蔽性、长期性与反复性特征,较普通暴力犯罪更严重侵害受害人权益,同时也破坏了家庭秩序。我国目前以监禁刑为主的刑罚执行模式偏重事后惩罚,忽视了犯罪根源矫治与受害人利益修复,容易引发次生社会问题,执行过程中存在的缺乏针对性和权责模糊案问题进一步导致刑罚难以发挥应有作用。恢复性司法理念以修复受损利益、行为矫治为核心,与家庭暴力犯罪治理中受害人多元救助、犯罪人认知改造以及家庭、社会关系修复的需求高度契合,且在我国已经具备一定的思想和实践基础。构建集惩罚与修复于一体的刑罚执行路径,既回应了家庭暴力犯罪的特殊性需求,也有助于打破暴力循环、维护家庭稳定与社会和谐。
刑事涉案财物处置中案外人权利保障现状及困境破解
赵龙;王轶宗;孙晓蕾;我国刑事涉案财物处置中,案外人财产权保障不足主要表现为财物范围模糊、处置失范滞后及与善意取得制度冲突。现行制度下案外人诉讼主体地位缺失、程序参与受限、救济路径受阻,刑事诉讼中仅能通过执行异议等事后机制维权,而司法解释将实体性异议错误归类为程序性异议,进一步阻断了其诉讼救济渠道。因此需强化审判阶段案外人知情权与参与权,明确前置审查起诉环节财产核查责任,探索建立独立刑事对物之诉程序分离权属争议裁判权,并明确执行异议听证证明标准,关键在于通过程序优化平衡惩罚犯罪与财产权保障,将私权保护贯穿刑事诉讼全流程。
纪检监察监督技术应用的纪法规范研究
于阳;陈莹;纪检监察监督技术是依托大数据技术,对公权力进行有效监督,从而解决腐败隐蔽、监督不力等难题的技术。其既是数智纪检监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提升国家反腐效果的重要手段。该技术在应用过程中,应严格遵守合法性原则、合理性原则、权责统一性原则等纪法原则,遵循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监察法、监察官法等国家法律法规,依规依纪依法运用纪和法的两把尺子。合理应用纪检监察监督技术,能够实现以技术赋能推动纪检监察体系机制革新的目的,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助力。
机动侦查的理论反思与制度重构
高兴;当前司法实践中,我国《刑事诉讼法》有关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的规定已沦为“沉睡条款”,各地适用机动侦查权的具体情形亦存在差异。传统“法律监督说”项下的“广义说”立场在本体论层面陷入“法律监督机关”的教义误区;“狭义说”立场在运行论层面既无法彻底激活制度活力,也难以消弭个案解释困局。应当以功能主义的权力配置原则为统摄,引入“侦检二重性”理论补强,正视机动侦查所具有的双重特质,其既属于实定法层面的检察权范畴,同时也是侦查权谱系中的特殊样态。“侦检二重性”存在“同质关系”与“异质关系”两种权力关系模式,面对“异质关系”导致的检察侦查张力难题,我国采取“泛法律监督化”路径,通过偏重检察司法性作出权力衡平下的功能取舍。然而,机动侦查所呈现的司法底色与价值理性同其他检察侦查权有着本质分野,因而具有权力耦合的内在适配性,应以“并重”而非“偏废”理解机动侦查的双重功能定位。为此,有必要以“侦检二重性”为统摄,推进“有限监督”与“有效侦查”双重功能的规范供给并重、提供科学合理的组织机构保障以及构建外部影响的权力控制机制,实现机动侦查的良性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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